2007年元旦,人们还没从跨年夜的热闹中回味过来,在香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民间组织“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成立了。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它的会长是一个租住在十几平公屋的拾荒老人,此人名叫姜建国,时年已71岁。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姜建国落到如此田地并非时运不济,而是因为他曾为台湾当局当过间谍。他在刺探大陆情报时被捕,后被判刑,出狱后无以为生,只能领取救济,靠拾荒补贴生活。
所谓“受难者”,不是指他们受到什么迫害,而是这些间谍服刑出狱后,却被台湾方面抛弃,不愿给予补偿,亦不肯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
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姜建国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本有一份安稳医生工作,家庭和美的他,在下海潮面前动了心。1981年,他决然下海,弃医从商,携妻女来到香港,做起了蚕丝生意。
这门生意,其实没多少技术上的含金量,所需要做的,只是从大陆收购蚕丝,再运到台湾卖出。在两岸沟通还不十分顺畅的年代,其中的差价利润颇丰。
起初,靠着在香港的关系,姜建国顺风顺水,没多久就积攒下百万家产,在香港购置了住宅,已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1985年,姜建国购买了一批蚕丝照例运往台湾。哪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次他走了霉运,关节出了问题,货物被台当局没收。这批货数量不小,价值四五十万美元,损失是姜建国所不能承受。为了挽回,姜建国亲自赴台交涉,试图将货物要回。他通过关系,找到当地一个朋友帮忙,这个人又向他推荐了一个姓张的人,说此人在海关很吃得开,能帮姜要回货物。
“张先生”果然神通广大,与姜建国甫一见面,就拍胸脯保证,要回货物不在话下,包在他身上。
姜建国不是小孩子,“组织”是个什么“组织”,“加入组织”是啥意思,不用详细解释,他也能猜个七七八八。眼前这位“张先生”的实际身份,正是台“军情局”的一名军官,他的目的是以货物为要挟,要求姜建国加入“军情局”,为他们提供情报。
事关重大,姜建国有些疑惑,不确定是不是要答应。“张先生”宽慰道,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些简单的牵头搭线工作,每月还能领取数额可观的津贴,没有一点风险可言。
“张先生”是个中老手,利诱加威逼。姜建国商人本性,一心想的只是先要回货物,利令智昏下,他答应了加入“组织”。
在台湾接受数天培训后,姜建国获得了委任,“张先生”果然如约交还货物,姜建国返回香港。
回港后,姜建国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起初,和“张先生”说得差不多,他只需在固定时间接收呼叫,接受一些较为简单的牵线工作,每月还能领取近千美元的秘密津贴,并不用离开香港。
可时间不长,事情就变味了,台湾方面开始要求姜建国去大陆发传单。姜觉得不妥,他问道:“如果我在大陆被抓了,怎么办?”对方承诺:“一旦有事,你的家属们我们会安排,会把他们照顾好的。”
从他加入“组织”的那一刻起,姜建国就被推着往前走,一举一动已由不得自己。
既然已上了贼船,姜建国只得服从安排,利用回大陆的机会散发反动传单。但别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台湾方面的要求慢慢的升高,开始要求姜建国潜入重要机构刺探情报。
姜建国的反常行为,已引起中国内地反间谍机关的注意。终于,在1986年,姜建国到大连用微型相机拍摄某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经审判后,姜建国因特务罪被判刑15年。
2001年,姜建国终于出狱。可是15年过去,周遭世界早已翻天覆地,他回到香港,发现原来的家已成了公路,妻女已不知去向。
无奈之下,姜建国只得靠救济金度日,这点钱并不够他生活,可此时他已身无一物,与外界隔绝十几年,更无一技之长,只得一条条街去捡旧报纸废纸箱来变卖补贴生活。
根据姜建国的自述,每天晚上他都要等到超市11点半左右关门后,把不要的纸皮扔出来捡回去变卖。半夜气温低,常年累月下来,姜建国患上了退化性关节炎。
那么他的妻女去哪了呢?在姜建国入狱第二年,他就得到过上海的哥哥带来的消息。消息来自女儿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妻子已将房子变卖,准备带女儿离开——“爸爸在上海坐牢,请伯伯代我照顾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哪里,我还不知道⋯⋯”
到香港第二天,姜建国就来到台湾当局驻港机构要求解释,并请求帮助,结果对方再三敷衍,让他自谋生路。
姜建国又急又气,他曾登报寻找过他的女儿,还托香港和国外的朋友帮他找,但始终杳无音讯。
姜建国出狱后生活困顿,多次和台湾方面交涉,想讨回15年来的薪水,并要求代他寻找女儿。然而,台湾当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他往返了三四次,每次都被敷衍地打发,拿着1000到3000元美金回来。
姜建国说:“我可以不要钱,但你得给我女儿啊。你们说好了,要照顾我女儿的,结果你们把她弄哪去了?”
姜建国当时就火了:“我根本不懂电脑嘛,我坐牢的时候没有电脑。我根本不懂,怎么找嘛!”
有类似经历的并非姜建国一人。比如担任秘书长的陈景圣,他本是小生意人,被台情报部门拉拢后,潜入大陆搜集情报被捕,出狱后同样被抛弃,只能住公屋,拿救济,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
当年,他们在台当局威逼利诱下沦为间谍。在监狱里经过数十年的改造后,这些们重获自由,但却一无所有。
2007年,在众人推举下,姜建国当上了民间组织的会长,发起向台湾当局的索赔行动。他们都认为:台湾“军情局”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名单中,这些老人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这特殊的一笔,却改写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据台湾军情部门的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而事实并非如此。
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员宁死不被俘当作一定得执行的信条,许多到大陆从事活动的间谍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很快就被台湾当局宣布为“死亡”。如果有一天,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会出现,他们也不会被台湾方面继续录用。
比如,此前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的李俊敏被台湾认定“因公殉职”,当其在大陆被释放,“死而复生”准备返台时,却遭到台湾当局的种种刁难。
姜建国,陈景圣,李俊敏,他们仅仅是这个巨大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作为最外围的情报人员之一,他们是可随时被牺牲的,这种牺牲对于台湾情报工作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他们的一生,就这样没有办法挽回地改写了。
台湾当局对间谍们许下的种种承诺总不愿兑现,许多人在退役后甚至连养老保险都没有,就像“打发狗一样”,令许多间谍寒了心,也使原来准备加入间谍组织的人打了退堂鼓。
为此,台《联合报》曾发出感慨:“台湾当局对谍报人员用完就丢,当权者都需要他们,可是用完就远离他们,甚至糟蹋他们。”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