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作为世界性商品，它是如何被各地所接受的？本书以此为契机，对人类早期全球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觉得，全球化最迟在1500—1800年已开始，受此影响，多地经济稳步的增长、城市化、炫耀性消费、社会流动增强、海外探险兴起等，对传统秩序构成挑战。
丝绸历史虽久，但直到16世纪，才真正形成体系，因养蚕取丝制绸的中间环节多，只有气候适宜、劳动密集、政府保障有力，才能成功。即使在中国古代，平民穿丝绸都属违法，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各国都意识到，丝绸能换来外汇，中国、西班牙等国积极参与。
在中国，地方官员承担着鼓励丝绸生产的职责，他们印刷《耕织图》和农书，推广有关技术。这些书籍中的绘图都将生产场景放在家中，女性主持。其实，当时江南丝绸业的主力是男人。这些绘图中无集体劳动、无工坊等，体现了儒家“男耕女织”的价值观。西班牙则在殖民地推广丝绸业，墨西哥、菲律宾等新西班牙地区成生产中心，皇家出资，传教士支持，社区组织，一度成绩斐然。
然而，中国蚕成丝细，染色易，到16世纪最后25年，新西班牙地区养蚕业迅速衰退，因为买中国丝绸更划算。对比明朝与西班牙人出版的蚕业普及手册，明朝书少细节，配图简，西班牙书则色彩丰富，非常直观。明朝与西班牙遇到的问题相同：大量出口丝绸，造成产业分工，地方利益与王朝利益之间产生冲突……但东西方的解决方案不同，由此塑造出相异的近代史。
本书从全球史的角度回看过去五百年，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认知，而这些认知是以往割裂视角没办法提供的。
遍览整个西班牙帝国，穿戴中国丝绸的现象都十分常见。由于马尼拉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邻，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在马尼拉都会存在。历史学家阿尔赞斯·德·奥尔赛·维拉（Arzáns de Orsúa y Vela，1676—1736）记载，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来自印度的谷物、水晶、象牙和宝石，来自斯里兰卡的钻石，来自阿拉伯的香水，来自波斯、开罗和土耳其的挂毯，来自马来半岛和果阿的各种香料，和来自中国的白瓷和丝绸服饰”。
中国丝绸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贸易“绝对是马尼拉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在马尼拉，中国人带来了几乎所有可以运往新世界的货物，并且几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务和工艺”。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就会影响墨西哥和秘鲁。秘鲁总督孔德·蒙特雷（Conde de Monterrey，1560—1606）观察到，“赤贫的人、黑人和穆拉托男女、桑巴伊戈（sambahigos，印第安男人和非洲女人的儿子）、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都可穿戴丝绸，而且数量很多”。这些记录还着重介绍了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后代穿戴丝绸的情况。
这些记录者未提及西班牙人的时尚，说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丝绸这种织物，而且中国丝绸的风格也确实在16世纪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来了。由于墨西哥商人在15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展了很多独具前瞻性的商业活动，所以在人们刚刚发现菲律宾时，墨西哥城早已成为他们世界的中心。
穿戴亚洲和欧洲丝绸的时尚，代表了个人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越来越追求身份认同的一大原因。正如历史学家马修·托马斯（Matthew Thomas）所言，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Creole）、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国丝绸，以及中国商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这些事情使他们直接参与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扩张。艺术史学家丹尼斯·卡尔（Dennis Carr）指出，来自亚洲和其他外国的装饰品，使美洲人民能够超越他们殖民地公民的地位，直接展示自己的贸易能力与商业信誉。他们对时尚的展示，既是出于对奢侈品的欣赏，也是出于对参与外国商品流通的热切渴望。
正如盖奇所观察到的，欧洲和亚洲织物的大量消费，不仅是因为这一些织物精致细腻，还因为它们来自国外。正如下文将讨论的那样，亚洲工匠引入的风格大受欢迎，很原因是这些织物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对遥远文明的象征。亚洲花卉纹样的流行，可能也有同样原因，下文将分析这一过程。在这种消费环境和对全球热潮的追随中，墨西哥人感知到了他们优越的历史与地理意义。他们热衷于改变，并且逐渐建构起自己在西班牙帝国和太平洋航线上的独立商人地位。
因此，购买亚洲丝绸也象征着人们从西班牙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集体愿望。丝绸贸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本，使商业行会的大商人成为墨西哥的核心力量。原本商人们只能销售大西洋舰队运载的货物，而现在太平洋贸易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高利润的投资渠道。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可以支撑国防，并捐出大量的钱款给皇家财政。商业贸易产生的利润，使他们对帝国足够忠诚，并在各类国家决策和与世界大都市的交流中获得话语权。
大帆船运载的货物，主要是生丝与未染色的白色织物。来自中国的白色织物备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大多数亚洲织物都用草本染料，可能对水或阳光非常敏感，极易掉色。大多人都认为，胭脂红色比红花染出的颜色持久得多。另一方面，白色的生丝也使当地工匠能够自由地迎合当地人的喜好。当地手工艺人有时会重新编织已经染色的织物，创作出本土图案与欧式图案。这种亚洲生丝、美洲染料与欧洲设计的结合，是墨西哥近代时尚的特色。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各地的时尚并非趋同，而是结合了不同的传统与创新风格。有时呈现异国情调，有时则呈现传统的本土风格。
虽然明朝生丝原料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但由于文化与时尚的差异，明朝丝织品的地位却没那么高。消费者一般都偏好符合其文化背景的设计，而且当地教会也需要购买具有宗教意义的织物。然而，亚洲设计的引入，使美洲殖民地的审美更为多元。来自亚洲的加工纺织品，促进了美洲社会产生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影响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员的圈子，而且也影响了原住民社区。贝弗利·勒米尔总结道：“在这个逐步扩大的市场中，殖民地的美洲原住民以改良刺绣花色的纪念品、家居用品和时装来争取地位，因为他们积极做出响应了物质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这种“文化融合”是殖民地生活中永恒的核心。因此，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中国丝绸、印度棉布、欧洲亚麻布和羊毛以及当地布料的融合。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构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设计体系。以上一章讨论的中国明朝织物为例，上面的双头鹰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则暗示了与菲律宾奥斯定会（Augustinians）的联系。虽然已有现成的传统设计套路，但是很多丝绸织工还是会自行设计纹样。这块丝绸上的鹰和花瓶周围的交错纹样，就是仿照中国青花瓷上最常见的纹样。诸如莲纹、菊纹等中国风格的花卉图案，还是会出现在19世纪马尼拉生产的披肩上。这件织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思路，可谓与时俱进。虽然这些纹样主要与西班牙王室有关，但也是不一样文化相互交融的范例。除此之外，复杂的设计也代表着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与制定更高的定价。
亚洲的花卉纹样是早期全球化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花卉有不一样的功能和情感意义，象征着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气质。因此，花卉设计不仅代表着异国情调，还反映了对偏远地区的认知。中国和美洲的匠人，还有构建中国、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水手与海运专员，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费的人偏爱并支持这种交流和设计的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去参加了，这也说明了审美全球化的深远影响。
挪用中国和亚洲花卉纹样的时尚，绝不仅限于纺织品生产和服装设计。这样的挪用，还可反映出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园林文化的极大兴趣。由此，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植物和花卉的绘画和书籍得以面世。正如艺术史学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样，欧洲主顾最喜爱中国园林植物，而非药材和其他异国植物。这种偏好，说明欧洲人相信中国优越的农业条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欧洲学术团体的壮大。这种观念，也说明了他们为何需要采用中国的蚕业知识。
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带来了新的风格。许多亚洲移民拥有专门的纺织店。可以从“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的故事中看出他们的影响。据说，这位“中国姑娘”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设计、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这种服饰主要是一种无袖的、镶有金边的黑色丝织品，还饰有红色、白色和绿色的刺绣。许多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这种服装，其后来慢慢演变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标志。有些学者觉得，“中国女孩”指的是莫卧儿帝国的“公主”米拉（Mirrha/Meera），因为当时她推崇莫卧儿印度风格的服装，此举带来了很强的影响。另一种合理的推测是，“中国姑娘”原本生活在菲律宾，后来在被海盗俘虏后随着一艘大帆船来到了墨西哥。无论她的身份如何，这段故事证实，亚洲移民和亚洲工匠在墨西哥历史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时尚灵感。
据记载，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启动，128出现了第一波跨太平洋的亚洲移民潮。来自契丹（Cathay）、西邦戈（Cipango，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各王国和印度的旅行者在墨西哥被统称为“中国人”（Chinos）或“中国印第安人”（Indios Chinos）。历史学家爱德华 · 斯莱克（Edward Slack）讨论过这些移民群体，他估算，在两个半世纪的跨太平洋接触中，至少有四万移民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这些中国人多是去当水手、奴隶和仆人，一般都是在阿卡普尔科上岸。当时的大多数海员，都是菲律宾人、常来人或来自马尼拉附近军港的华裔。后来的第二波移民主要是从海上运送的仆人和奴隶，他们为西班牙地主工作。
相当多的移民留在了墨西哥城，服务当地商人。早在17世纪20年代，托马斯·盖奇就记录道：“金匠的商店和作品最值得钦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慢慢的变成了基督徒，每年都会到这里来，他们在这一行业中已超越了西班牙人。”在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以西班牙露天市场的摊位和小商店为主的商业中心，是以马尼拉的华人区—巴里安市场命名的。如果中国人零售商品，他们就需要向西班牙国王缴纳皇家贡品，这说明中国商人群体在16世纪末就已经融入了西班牙的财政体系。随着来自亚洲的移民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很多领域的竞争也慢慢变得激烈。例如，1635年，有西班牙理发师向市议会投诉，在马约尔广场有多达200名华人开办了理发剃须店。收到投诉后，官员们决定将华人理发店的数量限制在12家以内，而且所有的华人店铺都必须开在郊区。
随着丝织品等织物的全球流通，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回收和仿制。在那几百年里，二手服装贸易蒸蒸日上，占据了消费市场的一大部分。二手服装的回收利用，也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国内商贸体系的完善。与中国同行一样，太平洋彼岸的工匠也喜欢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设计。在1644年清朝入关后，明朝官服上的补子被运到了美洲。这些补子描绘了形形的禽鸟走兽，象征着文武百官的官阶。这些补子可以是通货，可以是衣柜中的收藏，也可以是重复使用的重要材料，能够说是从各个维度上提升了服装的价值。具体而言，它们衍生出墨西哥丝织品中的新设计，比方说一张17世纪的挂毯就出现了鹈鹕纹样。
鹈鹕本是传统的基督教象征，在此被渲染成中国神话中凤凰的样子，嘴很短，尾巴很长。鹈鹕的姿态、翅膀的刻画风格，以及嘴里叼着花的细节，都很像明末的仙鹤补子。通过将亚洲元素与传统的欧洲文化符号相结合，墨西哥工匠融汇了本土风格与外来风格，这件织物既是本土的，又是外来的。回收和仿制，为商业流通和市场联系增添了活力，提供了更多样的文化元素。
大多数经过加工的织物，都是由女性再加工的。女工们经常接到订单，为那些需要廉价服装的市民修补、售卖一手与二手物品。这样的情况，多半加强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女性在衣着贸易中的产业，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范围与规模，同时也保障了她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比方说明代中国的女性，就大大带动了时尚潮流。在美洲别的地方，也有很多女工参与这类贸易。例如，勒米尔讨论过克里奥尔女性挪用亚洲棉被的设计风格，在墨西哥的殖民前哨生产独创版本的情况。这一行业为不同年纪的女性提供了饭碗，实际上与在中国南方普遍出现的情况类似。正因如此，妇女赢得了更高的经济地位。
（本文摘自段晓琳所著《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授权发布）
段晓琳，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宋代到明代的社会文化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尤其是城市史、环境史、视觉与物质文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获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博士阶段师从著名汉学家伊沛霞。著有《西湖的诞生：宋代的文化地标》。
16—17世纪，中国丝绸风靡太平洋两岸，从王公贵胄的独有之物变为跨越社会阶层的“尤物”。跨洋丝绸贸易的出现，象征着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物质文化随之产生。与印度洋航路相比，太平洋航路的独特之处是将明代中国与西班牙帝国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会在美洲市场流行？面对丝绸全球化的浪潮，明代中国和西班牙的应对有什么异同？全球世界，怎么样影响这两个历史悠远长久的国度？本书通过跨太平洋的对比，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
“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奖”由腾讯集团+阅文集团主办，QQ阅读、微信读书、腾讯新闻协办，探照灯书评人协会承办。
我们致敬那些有“文学的美，思想的真，历史的重，关注当下，典雅叙事，优美表达”，有创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好书。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文学、人文社科原创、人文社科翻译四大类。
思想、历史、科普、新知、艺术、非虚构写作和特稿、人物传记、学术性强的散文随笔
思想、历史、科普、新知、艺术、非虚构写作和特稿、人物传记、学术性强的散文随笔
☑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出版的图书（1月除外，补提上年12月、11月好书）